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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专访
作家宁肯:我们的文学没有我们的现实精彩
时间:2016-12-15 15:21来源:北京青年报
宁肯 文学家为何要用装置的眼光看待现实

  文学怎么反映现实?为什么我们面对那么“精彩”的现实,反映起来却是那么无力?反映现实一定非要现实主义吗?文学作品在反映公共现实的时候,如何像装置艺术家一样,用现实的材料去完成一个非现实的东西?

  北青天天副刊“青睐”文化活动特别推出“作家写作课”系列讲座。11月19日,我们特邀中国当代小说家、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宁肯为大家剖析,装置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对文学创作的启迪意义,文学作者为什么要用“装置”的眼光看待现实。

  质疑

  我们的文学没有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没有我们的现实精彩

  作家如何在当代的现实面前寻求突破?在写《三的三重奏》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作品到底有没有反映现实。因为天经地义地,文学作品都在反映现实,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产生怀疑。2006年到2012年间,在我写第四部作品《天·藏》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中国现实的感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在这之前,我写哪一部作品时都没有感觉到,我们身边的现实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冲击。尽管中国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没有觉得我的写作和现实那么隔离,无论是开始的《蒙面之城》、《沉默之门》还是后来的《环形山》,包括《天·藏》也好,我在闷头创作的同时也关注现实,我都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冲击,我觉得我和现实还是处在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

  我就是在写作《天·藏》时,以西藏为背景,写精神上的生存和困境的时候,通过网络知道我身边发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我感觉到我的写作有一种分裂感。我也听到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种种诟病,一直不绝于耳,其中的一条意见就是:我们的文学没有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没有我们的现实精彩。这句话听完之后,我作为一个作家感到面临巨大的挑战。当我结束《天·藏》的写作之后,我决定应对这个挑战。

  当我们反思文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时,我发现这和我们的创作方法有相当大的关系。稍微懂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创作方法,比如说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也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在这么多的创作方法之中,我们现在实际上最主流的一种方法就是现实主义。那么对现实主义精髓的通俗理解就是,要如实地反映生活是现实主义的精髓。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阐释,它不是简单地反映,它也需要提炼一些典型的东西。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所谓真实,就是要和现实特别像,是对现实的仿真,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创作方法。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来面对我们的现实。

  现实

  越真实地反映公共现实,作品就越通俗

  现实是可分的,在我看来,现实至少有两种现实,一种是个人化的现实,一种是公共现实。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各种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公共现实。

  个人化现实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任何时代,他一生中所亲身经历的生活,比如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我把它叫作个人化的现实。然而,既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公共性。可是这个公共性和我们刚刚谈的公共性是不一样的,这里公共性是指每个人都参与,但是每个人都有差异性: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它们也带有无限的差异性。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公共的现实,那些公共的现象都和我们普通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却是相同的,我们的惊讶、震惊和愤怒都是相同的。可见个体面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没有差异的。在这种无差异的情况下,如果再去如实反映这种现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没有现实精彩,这是因为这些无常的现实本身具有通俗性(换句话说公共现实也是通俗现实),而这种具有通俗性的公共现实,往往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陷阱。

  这里有一个悖论:越真实地反映公共现实,作品就越通俗。因为读者要求公共现实题材中要体现出作者的差异性,而作者所站的位置和读者所站的位置是一样的。有些通俗的小说,它在两方面都已经做得相当的成功了:一方面,它在揭示现实的方面上有丰富性;另一方面,它也探讨了原因。但是这些现象和原因都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所独有的东西,新闻、纪实、网络都可以做到。如果小说家能够做到的事情别人也可以做到,那这个小说就没有个性,我们应该提出独特的东西。但是如果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话,那就很难提出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悖论。

  这样的话,就有另外一条理论的道路,让更多的作家可以逃避现实。写个人化的现实行不行?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他可以回避公共的现实,但是回避的结果是:你无力应对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现实,而恰恰是巨大的现实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你可以写一些永恒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却丧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惊心动魄的特征,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不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历史上来看,对一个作家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当代的作家没有能力来面对这个现实,是中国文学的缺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的大兴起是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相关的。

  为什么说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莫言?其中有相当的原因在于,莫言的书里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我们这种紧张、丰富、复杂的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场域。我们的特点,与公共现实有密切关系。

  文学装置

  那些具有能够超越现实,让我们看到现象之外的作品

  现在我可以稍微解释下这个词了,装置是当代美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装置艺术和传统意义上的美术不一样。传统美术中,油画家用画布,雕塑家用泥巴、大理石、青铜去雕塑,而装置不用这些东西。他所用的材料直接取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而且是已经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是刚刚生产的东西,它用现实的材料来完成作品。

  装置艺术最早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家杜尚,他的作品是一个小便池,叫作《泉》。1917年,在美国纽约有过一次内容还比较传统的艺术展,杜尚当时是评委,他也化名参加了这次展览。他参展的作品,是从商店里买的一个小便池。这个作品遭到了批判,很多人说他第一亵渎了艺术,第二作品不是由他亲自制作的,而后者便是装置艺术和传统艺术最大的区别。杜尚的主观愿望是要取消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区别。如何来理解小便池?当它在使用的环境当中,就是它本身;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完全不属于它的环境的情况下,它就和环境产生了一种张力和冲突。这时小便池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从使用的角度已经不能理解它了,就需要从环境(从美术馆、从观众)的角度来理解它。不管这个行为对不对,但是杜尚开创了用实物作为美术作品的先河。

  装置艺术当中,在采用写实材料一点上和文学有相同之处。换句话说,装置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它既反映了作品局部的真实性,也呈现了作品的整体形成的空间,这是对其本身的超越。局部真实,整体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传达了艺术家当中的一个观念,艺术家有自己的主题。装置作品有其本身的哲学背景,比如说认为世界是模糊、不确定、不可知的。这是后现代的艺术对世界的认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用看待装置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现实,尤其是公共现实。

  当我们把一个公共事件写成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不仅仅要表达出这个事件本身的过程(这是必需的),而且在表达过程之后,还有一种东西,这样才能够从现实当中跳出来表达一种主题。我们应该通过这一件事情来看到别的东西,这是装置艺术给我自己在写作中带来的启示。

  我们完全可以把现实当中的东西作为创作材料,而不局限于这种物品本身;可是如果没有装置的眼光,我们看到每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尽管我们极力地在把它表现得真实,但它依然是它自己。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描述一种境界叫“看山是山”,这是现实主义的境界;第二个境界叫作看山不是山,这时人的主体就介入了。装置艺术就很有这样的味道,和这种思想不谋而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装置艺术,是在现实的同时又把现实看成了一种材料来表达另外一种东西。它表达的另外一种东西之后,它依然携带着现实本身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用装置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其实在很多作品当中已经有了装置这样的眼光——那些具有能够超越现实、让我们看到现象之外的作品。

  互动环节

  问题:您怎么把美术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点是怎么找到的?

  宁肯:关于怎么认识到美术和装置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我刚才没有完全涉及的。首先,我刚才讲到了经常参加一些美展、去798,还有国外一些美术馆,经常看到装置艺术,也产生过很多的疑问,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他是用最现实的材料进行了美术创作,对于他表现的东西,我并不是完全理解。因为,美术家表达主题的方式和文学家还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写《三的三重奏》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装置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在最近的写作当中,才把之前的思想做一个明确,之前一直是潜移默化的东西。

  我最近在写什么呢?我最近在写一本关于中关村的书,中关村在北京而言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北京的现代,北京的世界性,北京的改革开放历程,都从中关村开始。作为一个北京作家,我现在有一种地域感,作为本地作家会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东西。年轻时代,我的眼光是向外看的,比如像西藏这样的地方;现在年龄在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北京这个地域的丰富性。我成长在北京的胡同,对北京的胡同文化比较了解,但是从中关村这个角度来去想的话很熟悉又很陌生,所以我对中关村做了一个调查,通过采访来收集素材。

  中关村很多纪实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写过,如果不收集素材,仅仅是把它再写成一本书的话,就没有新鲜感。那么这些材料怎么用呢?我就不满足于把别人写过的东西再补充加工一下,再写出一本书来,我希望能够写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在接触材料、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极力想表达自己的东西,看材料还有没有可以新开掘的可能性,或者说从别人忽略的一个小的地方深入发展下去。

  比如,我们都知道当代的笔圣王选,现在能够出版不用铅字是他的功劳,不然就要走向拼音文字了,他的贡献非常大,写他的也很多。我在整理他的材料的时候发现了别人所忽略的一点,就是王选始终是一个病人。王选是上海人,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他妻子陈堃銶本来是他的学姐,后来毕业留校做助教,相当于是他的小老师。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本来身体就差,又因为饥饿,就得了病,被迫回到上海休养。陈堃銶是他上大学时候的辅导员,当他回到上海病休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去看望她,然后他就在那样病病怏怏的情况下,还给她写了一封情书。

  等到王选病好之后回到北大,在“文革”期间二次病重,他瘦弱得只剩皮包骨头,陈堃銶为了名正言顺地照顾他,就答应了嫁给他。她的这种做法所有人都不理解,最后把他们从郊区的一个房子搬到了北大的一个几平米的房子结了婚。然后两人继续研究激光照排的技术,王选是研究硬件的,陈堃銶是研究软件的,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投,日常生活极其清淡。

  当时我看他们的经历,我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两个人就像是游戏当中的人物,不吃不喝,在钻研一个最尖端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恋爱都是非常传奇的经历,我把他们叫做“千年之约”。当我把这个事情写完之后,发现这很像是一个装置,我是写王选,写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材料的现实,然而这个真实的材料被我做成一个装置,一个“千年之约”的作品,如果没有我来做成,它可能还是作为真实散落在各种各样的报道之中;然而我把它连接起来,它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虚构,但却又像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超出了人们对于王选的认识,或者说建立了王选一个新的形象。写到这个的时候让我想到了“装置”,这一下子也在把我看其他艺术展览的时候积累的经历全都调动出来了。

  问题:现在传统文学发展特别的冷落,那您能够谈一谈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吗?

  宁肯:从世界文学来看,中国的网络文学确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已经是我们越来越有共识的事实。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其实是起起伏伏,有一阶段对它评价非常低,最近对它的评价又高起来了。应该说我对网络文学了解非常少,但是在我有限的了解范围之内,我不说网络文学本身,我就说这个现象还是非常好的,我非常赞成网络文学这样一种现象。它催生了大量的人去参与网络文学的发表与创作,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好。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网络文学的大军不会停留在网络上。比如说我们假定网络文学是一种类型文学,是一种消遣的、娱乐的文学,当然这种假定不一定正确,但是即使我们这样定义它,我仍然认为网络文学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相信,只要网络文学还是文学,就会有人逐渐从网络文学走出来,沿着文学本身的规律继续走下去,比如对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真实的探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索,对自我的探索,我相信会有一部分人会沿着文学的道路走。换句话说,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后备军,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网络文学的观点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对它进行评价起来确实有困难,因为网络文学有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读者可以跟着一天一天的更新,可是作为学者怎么去阅读、怎么去研究、怎么去跟踪他?这是一种特别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网络文学都是一种假定性的,它可能还有更加深刻更加好的东西而我们没有发现,或者说也没有人来评价它,但是我觉得不论它怎么样,它的存在是非常好的,是我们一种民族文化在文学维度里面的存在,是我们原创的东西,我们的创力在其中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意义的。

  问题:您刚才提到了杜尚的小便池——当小便池放在艺术馆里面,它就不再只是一个马桶了,我想这涉及一个表意与表里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小说里面,我们更注重的应该是故事的流畅程度,故事的精彩程度,还是故事所表达的内涵?

  宁肯:我觉得这一点是并重的,一个好的内涵,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去承载它,也达不到它最初的想法和效果;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好的故事没有一个好的想法,这也是很困难的。这两者分不开来,但事实上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讲好一个故事。我觉得缺少思想深度的故事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大量的,所以要强调对故事的思索,强调的是故事本身所含有的、超越故事的东西,这一点对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而言是要强调的,因为讲好一个故事,很多人身上可能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能够让故事承载你深刻的思考,承载你对世界的认识,承载你的独特性,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所以对我而言,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说我可以先有故事,然后才有了思想;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有了想法才有了故事,它们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问题:你觉得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别在哪儿?

  宁肯:通俗文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显然易见,主题非常鲜明。比如说正义非正义,光明战胜邪恶,黑或者白,这是通俗文学特别明显的特征,爱憎分明、黑白分明,这也是它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非常简单。对于大多数读者,从娱乐角度来讲他们倾向于简单,因为一个复杂的东西很难有娱乐性。那么纯文学就不是非要达到黑白分明、爱憎分明不可,他是有爱有恨、有黑有白,夹杂在一起了,它的意义是多面的,因为生活本身就不简单,人本身非常复杂。人的真实性是纯文学所追求的,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比真实更难以捕捉的东西。真实的形态从来不表现在或黑或白,或黄或绿,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关于写作的:真实最大的敌人,不是虚假,而是简单。我们面对真实,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处理它,实际上是简单造成了虚假的感觉。这是我对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区分的看法。

  本版整理/魏冠宇

(编辑:清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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